《经营未来》摘录
自小就有的梦想，一生都在我心中澎湃： 我喜欢冒险与挑战所带来的热情与振奋，我一直梦想社会安定、经济安乐以及透过文化而获得快乐的“幸福世界”。 我要成为“自己的主人”、“良心的主人”和“事业的主人”。 从一个清理垃圾卖苦力的工读学生，到敢于迎接挑战的学生会主席，到军事政权的 反抗者，到打工者，到职业经理人，到首尔市长,到当选总统，是贫困教会了我善于学习、教会了我冷静地思考人生和社会的意义；迫使我执意进取，直面挑战，勇于变革；更让我懂得了把握未来、经营未来的重要。 人必有所守护，方能有所坚持。我贯彻一生要为国民幸福坚持奋力拼搏；我愿意在任何危机、挑战面前，毅然迎上前去；我坚持再苦、再难也要堂堂正正地做人。这是在经历了艰难的成长、求学、事业开拓之后，珍藏于内心的一个坚定信念。
回望这六十多年，我从未走过舒适安逸的路。首先是因为生活的时代环境，其次是个人性格所致。我不喜欢走安逸的捷径，我喜欢冒险与挑战所带来的热情与振奋。另外，则是因为我一直无法抛弃“幸福世界”的梦想。我相信，所谓幸福的世界，就是社会安定、经济安乐以及透过文化而获得快乐。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性格与理想，或许都开端于早年如影随形的贫穷。
那时候，我们家最主要的食物就是酒糟—粮食酿酒后剩下的渣子。作为家里最小的儿子，我每天都要去酒厂买酒糟，而且一定要买最便宜的那种，一天两顿都用酒糟充饥。因为酒精的原因，我全身一直是红红的。日后到公司工作，我之所以能在酒席上“胜人一筹”，或许就是小时候吃酒糟练出来的吧。 我把它看成贫穷留给我的一种财富。
上高中后，我开始随着季节变化做买卖：春天卖麦芽糖，夏天卖冰棍儿，冬天卖爆米花儿。
不管晴天下雨，我总穿着同一件校服，因为穿得出门的衣服就这么一件。我做买卖的那条街上总有许多女校学生来来往往，我的破旧校服、脏兮兮的脸、低着头傻乎乎的样子都成了她们取笑的对象。我不停地对自己说要泰然处之，但强烈的自尊心，加上内向的性格、青春期的焦虑，我又如何能做到泰然处之？
思来想去，只好拿顶草帽一遮了事。
这时，一个声音冲我骂了起来：“喂，臭小子，推车就好好推，干吗停在中间挡道？你以为这路是你们家的吗？”我一时慌了神，赶紧向他道歉；可等到那车开走以后，我突然觉得很愤怒。其实我做错什么了呢？这样被人欺负，感觉真窝囊。想到贫穷带来的屈辱，悲伤、委屈、愤怒一股脑儿涌上心头
我没有能力那么慷慨，但如果我当选的话，我首先将为学校和学生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而努力，让渴望学习的人获得一个好的学习环境。
如果国家阻挡了一个人自力更生的道路，那么国家将永远亏欠于他
年轻人要靠自己的努力生活，但如果国家不给他们提供工作岗位的话，这个国家就对这个年轻人犯了罪
“大家都知道，我是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，资历不足，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。但是，郑周永会长决定起用我，绝不是即兴，或者偶然的。我认为，这是一个适应时代发展需求 的判断。我国在经历了经济开放时代之后，势必要朝着经济高速增长时代、国际化时代发展。与之相适应，我们的经营体制也必须进一步完善。
“我认为，经营体制的改革完善，应该从起用职业经理人入手。企业主一人决断的时代已经过去，高度专业性和组织力主导企业发展的时代正在来临。郑会长之所以委任我社长一职，我想，就是基于这个原因。我有信心消除大家对我们的疑惑和担忧。”
台下掌声雷动。那是渴望改革的企业家的共鸣。
最让我苦恼的是，企业主和职业经理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、带有封建意识的观念——凡事都得盲目跟从企业主。对此我一直不能苟同。我认为，真正的职业经理人应当比企业主更具主人意识，而且首先应当成为“自己的主人”、“良心的主人”，以此才能成为“事业的主人”。如果企业主在企业内提出“三峡河坝工程让我们来做做看”，或者“用民间资本开发韩日海峡隧道”，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，我是不会提出异议的。不管指令有多么不切实际，只要企业主不动摇，我就会全力以赴，这是企业经营者应有的姿态，我也一直是这么做的，现代公司这些年的成果就是最好的证明。
但是，政治和企业是两码事，这不单纯是可能与否的问题，还需要有共同的价值观。政治需要哲学，需要有历史眼光，需要有对国家发展的总体目标和明确方向。如果没有政治哲学与目标，单纯出于道义去参政，无论对我、对郑会长，乃至整个社会都没有益处。
23年的艰难成长，27年的奋力拼搏，50年仿佛一晃而过。在“现代”，我没有任何遗憾。我 拼命工作，工作几乎成了我生活的全部。从赤道密林到热带沙漠，再到万里冰封的西伯利亚，我几乎走遍了世界。“现代”从一个无名中小企业成长为大型企业，直至跨国企业，我一直位居其核心；我们国家从人均GDP100美元增长到8000美元，我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。当公司与国家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时，我能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，这已经让我感激不尽……
建造新市厅计划既是对我决断力的考验，也需要我用解决困难的智慧加以促进。决断越是困难，就越不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周边舆论或政治性要素上，而是应该集中在问题本身，如此，决断可能会变得异常简单。在建造新市厅问题上，我真正应该考虑的只是项目本身的必要性和可行性。
在富于挑战的事业中，促进力是一个领导者应当具备的重要能力。促进力不等同于领袖气质。事实上，有许多受尊敬的企业家或政治人士，虽然不具备领袖气质，却能很好地领导组织。大多数时候，与领袖气质相比，反而是灵活的思考方式更能促进事业的发展。所谓促进力，就是在事情遇到困难、障碍时，比在事情顺利进行时更加被重视的能力。
商人们是以租赁别人的店面，或使用自己的店面但需缴税的方式做生意；而路边摊贩却是非法占用市内道路做生意，而且还不缴税，这是非常明显的非法行为。但尽管如此，依法强制取缔的做法也不可行。虽然他们从事的是非法活动，但也攸关他们的生存权问题。
当然，不只是国家领导人，地方官员、大学校长、事务所所长都应具有CEO意识。再进一步说，生活在这个时代的 所有人都应成为以CEO意识武装的CEO型人才，这是不可抗拒的时代趋势。
那么，CEO型人才究竟是指什么样的人呢？
是在困境中愈挫愈勇、发挥促进力、寻找突破口的人；是运用灵活变通的开放性思维、克服困难的人；还有，不追求抽象性目标、而是设立具有实现性目标的人。
“古典音乐会怎么能在露天环境下举行呢？”
“普通人会愿意去听古典音乐会吗？”
如果我们被这种固有观念所束缚，首尔广场音乐会的感动就不可能出现；将古典音乐视为遥不可及之物的人就迈不过那道门槛。
竞争力从哪里来？
上任首尔市长后，我努力在市政经营中导入企业意识，把我在企业经营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运用到市政工作中。那么，企业意识的核心是什么呢？我想把它定义为挑战精神——不安于现状、积极接受变化的精神；不轻易在困难面前低头、勇于挑战的精神。做到这一点不容易，但也绝非不可能。
我在生活、工作中遇到过许许多多的困难，但不管困难有多大，我都没有轻易放弃，总是拼尽全力去挑战、去奋斗。也许这种精神是在小时候的困境中自然养成的。从那时起，我的价值观的核心就是遇到挫折绝不放弃。
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巨变的旋涡之中。在超越国界的全球化市场中，在日新月异的数字时代，企业和个人被迫投入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挑战精神是获得生存的必备条件。
真正的挑战者应该领先于时代变化。以前，对时代变化最敏感的是企业。如今，公共机构为了适应时代发展也在努力尝试变化与突破，提高服务意识便是这种努力的一方面。
我曾经多次提到“国家经营”和“CEO型领导者”的说法。很多人觉得这种理念很陌生，冷嘲热讽者也不在少数。
“因为是企业CEO出身，就想把首尔当成一个企业来经营吗？”
事实上，这种理念并不是我首创的。国际上各个领域都在呼唤 “CEO型领导者”的出现。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，许多国家的领导者开始思考：“如何才能让国民生活得更好？”转变政治统治观念、为国民提供更积极服务的时代已经到来。
一个具有创造性的人会经常问自己：“我还能做些什么？”进取性心态很重要，但在努力过程中不能忽视对成果的评估。以成果为中心的思考方式可以让人更加冷静、更加贴近现实地考虑问题。比如说，有一个和你关系很好的组织成员，作为优秀的领导者，你应该把私人感情放在一边，优先考虑这个组织成员的成果价值。这种方式看上去有些冷酷，但对整个组织来说是有益的。为了争取最大成果，朝着自己和组织的潜力最大化的方向思考，只有这样的CEO，才是真正具有挑战精神的领导者。
汉城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？是过去给中国进贡的附属国首都的名字。从一定意义上来说，带有轻蔑的意思。现在我们的城市正在为跻身世界一流城市之林而努力，更改名字是一个时代性课题。
城市开发的目标应该是让市民的经济生活、文化生活、福利生活更加丰富、更加人性化。环境和开发一举两得是完全有可能的。
以前，人们习惯于把环境和开发看做两个对立的概念：为了保护环境就要阻止开发，开发的结果只可能是破坏环境。但现在，这种对立意识渐渐被抛弃了。开发和环境可以是相辅相成的概念。
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《21世纪议程》，提出“可持续发展”的理念。所谓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就是：“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，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。”
我也经历了那样的时代，而且不可否认的是，我也曾经是那种盲目开发工程的领头者。在当时，我们都不认为这有什么错，即使为了生活也应该多做开发，那是大多数国民达成的共识。
但是现在，我们身处的社会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。以前的开发理念、开发方式就像以前的流行时装一样，已经不再符合这个时代的要求。现在是注重环境和文化的时代，城市开发应该寻找与之相符的新目标。如果一味、绝对地否定开发，就不会有“可持续发展”的概念。“可持续发展”是以开发为前提的。为了更好地保护、管理环境，也需要我们做一些翻新、修改工作。
不是生硬的非此即彼，而是两者兼顾、一举两得。只有相辅相成才是符合新时代要求的范例。